有位学霸写了一本几百页的书叫「Deep Work」，劝说读者工作时要专注。前半本都是讲道理、举例子。后半本讲了一些操作性的方法，也讲了一些人的做法。比如作者本人一年写了 n 篇论文。另一个哥们有全职工作，同时还在读 PhD，同时还带孩子 —— 这位爷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花几小时专心搞论文，完了之后再去公司上班。

书里把「专注」的状态叫做“deep work”或者“flow”。进入这种状态，才能算是真正的学习，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而想进入这种状态，首先要让自己远离干扰。远离干扰可以让自己躲在隐蔽房间里。比如，JK Rowling 为了写哈利·波特的最后一部，住进了爱丁堡的 Balmoral Hotel（每晚一千英镑），为的就是逼自己专心。

创造力的工作，靠偶尔来一次的灵感是很糟糕的。想当笑星，就要每天写笑话，每天写笑话。成为村上春树，就要每天写十页稿纸，每页四百字，即使不想写，也要强迫自己写够十页。参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所以说，要进入专注工作的状态，保持规律和节奏是很重要的。

自制力当然也是一个因素。它仿佛是肌肉，要时常训练。想维持自制力，平时还要注意休息、而且不能饿到。这个论断可以参考一本叫「自控力」(The Willpower Instinct) 的书。 [⋯]

今天有多少人能讲世界语呢？Esther Schor 最喜欢的答案是“Sufiĉe!”——不论是讲这种语言的人，还是问这个问题的人，都足够多了。从柴门霍夫发明出来到现在，这门人造的语言到现在有足够多的使用者，可以维持一个活跃的社群，就已经相当成功了。

在 2016 年 10 月出版的“Bridge of Words”里，讲述了L·L·柴门霍夫发明世界语的原委。作者十分看重柴门霍夫（以及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如果不是作为东欧的犹太人——生活在多族群聚居的环境里，而且在族群政治的格局中处于劣势——恐怕也不必幻想用一种新语言，把各个族群的人联合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 Schor 说，世界语不仅是可以用于政治目的，它实质上就是政治的。每当在世界语聚会上提到这一点，就会让心怀左派思想的其他人感到震惊。在 Schor 看来，柴门霍夫之所以发明世界语，是他对当时犹太人在东欧的处境给出的一个解答。

从1790年代开始，俄罗斯帝国在东欧兼并了许多有犹太人定居的领土。由于反感犹太人，沙俄将这些领土划定为「犹太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这里的英语 pale 表示「界限、区域」是来自拉丁语的 palus “木桩”。「定居区」的范围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变化。原则上犹太人不得在定居区以外居住，除非有杰出的才能。 [⋯]

「在谈到确认人类语言能力的天生性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维吾尔族人民自古以来一直用非常明确的两个不同的词来区分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的不同，即前者用 tili chiqmaq，后者则用 til ögenmek。

「如一个儿童在两三岁之间开始说话时我们就说 bu balining tili chiqiptu “这个孩子的语言能力出现了”（til “舌头，语言”在这个具体上下文中的意义是“说话的能力”或“语言能力”），但决不说 bu bala til öginiwaptu “这个孩子学会了语言”或 bu bala sözleshni öginiwaptu “这个孩子学会了说话”。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一种外语或第二语言，我们才用 ögenmek “学习”这个词。如 bu bala Inglizchini öginiwaptu “这个孩子学会了英语”等。

「这两种表达中动词 chiq- “出现、呈现、显现”的使用是关键。它在类似场合中就被用来表达天生的或命中注定的某一潜在技能，在特定的时间段里自然出现的过程。如跟以上的表达相似的另一个例子是，当一个小孩会走路时我们就说 balining ayiqi chiqti “孩子走路的能力出现了”（ayaq “脚”在这个具体上下文中指的是“走路的能力”），但千万不能说 bala mëngishni öginiwaldi “孩子学会走路了”。」

——「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力提普·托乎提，p 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