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村上春树出版第一本英文译本的出版社叫做「讲谈社国际」(Kodansha International)，当时是 1980 年代末。这个出版社从 1960 年代开张，到 2011 年 4 月关门。（不过现在讲谈社旗下还有一家叫 Kodansha USA 的出版机构。）当时 KI 的负责人是 Elmer Luke，美国的华裔。他后来一直做日语和英语文学作品的相互译介。《格兰塔》杂志出日本文学的专刊时，他是顾问编辑。（关于这个编辑的介绍，搜片假名出来的结果比搜英文多多了。）

虽然讲谈社帮村上老师出版了一本书，还帮他穿针引线跟《纽约客》搭上了关系，然而之所以能在美国走红，继而通过英语流行到全世界，还是靠美国本土的出版界。

首先是一个叫 Alfred Birnbaum 的美国青年找上门来，要翻译他的作品，接着才有了《寻羊冒险记》的出版。（当然，好像第一步仍然是在日本红起来。）之后他拿着 Birnbaum 的译文，「总之就是托熟人找门路，与各种人面谈，然后挑选了可以信赖的人」 。经纪人是 Binky Urban、出版社是 Knopf。当时 Knopf 的主管是 Sonny Mehta，责编是 Gary Fisketjon。

Binky 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这个书稿必须要有英文，能让我能读才行。村上春树本人英语就蛮好，本人也做翻译，懂翻译是怎么回事。他还经常与译者联系，有翻译方面的疑问也会欣然回复。所以村上本人对译文的质量是可以把控的。「对打算进军国外的作家来说，译者将成为最重要的伙伴。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译者非常重要。哪怕是能力超群的译者，如果与文本或作者的性格不合，或者不适应那固有的韵味，也无法产生好结果，只会令彼此的精神负担越积越重。」 [⋯]

位于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作家屋」(Writers Room) 里，曾经有一间是专门为使用打字机的人预留的，门上贴着「打字室」(Typing Room) 的标牌，而且还写着要是地方不够了，用电脑的人得给用打字机的人腾地方。

儿童文学作者斯凯·弗兰迪 (Skye Ferrante) 度了几个月假后，在 2010 年的一天又回到「作家屋」时，发现打字机房间门上的标牌里，下面那行字不见了。不明就里的他走进去，搬出打字机摆在桌上，咔嗒咔嗒地敲字时，坐在他旁边的人纷纷投来不爽的目光。

店员跟他解释说，这里已经不再欢迎用打字机写东西了。「您有两个选择，一是换电脑写，二是我们给您退钱」。在纪录片《打字机在21世纪》(The Typewriter: in the 21st Century) 的里，弗兰迪戴着霹雳手套、顶着一头脏兮兮的棕色长发，一脸愤恨地说，这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没有选择，于是「我再也没去过那里」。

不知道「作家屋」里那位「已经 84 岁高龄，现在正在写第 40 部剧本」的成员，现在还用不用机械打字机。但是 80 岁的历史作家戴维·麦卡勒 (David McCullough) 仍然在用。麦卡勒在纪录片里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电脑，用电脑的话写东西会快很多。他回答，我为什么要快呢，我就是要先琢磨好再动笔才好呀。他对着摄像机说，「写完初稿后再誊改时，还要做大面积的修改」，边说他边拿起两叠纸，「能看到初稿和改稿有什么差别」，电脑就不行。或许是因为电脑不行，又或许是因为文字处理软件里的修订功能，藏得太深了。 [⋯]

我有个关于阅读的小感想，就是一段时间内如果几种不同程度的语言的书混着读，会有很有趣的感觉。

看汉语书的时候自然是很快，有点一目十行的感觉，汉语是母语而且汉语书的信息往往很散。快快就过去了。

英语书里的信息结构化就好一些，信息「密度」也大一些，况且作为一门熟悉的外语，适度的困难感可以强迫你稍微慢下来想他到底想说什么。

再加上一门刚刚入门的语言，比如我在读一本有些荒诞的维语小说，读得无比得慢，但是像一个花园（这比喻有些 clichéd），每句话都遇到别致的词和句子。 [⋯]

Memtimin Hoshur 是一位很著名的伊犁作家。他的名字汉语写法很多，80、90 年代的时候，他的短篇小说作品有汉语译文在杂志上发表时，常写作「麦麦提明·吾守尔」，后来他的文章结集出版，写成了「买买提明·吾守尔」或「买买提依明·吾守尔」。他的历史小说，确切说是架空背景的古代幽默／荒诞小说“Qum Basqan Sheher”在出版汉译本《被风沙掩埋的古城》（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年）时，署名又变成了「买买提·吾守尔」。汉语出版机构对作家名字的汉字写法如此不认真，实在让人遗憾。

我今天下午其实在整理另一本书的笔记，但写着写着，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买买提明先生书中对女性的描写。（这本小说我其实正在对着录音听写维语版，进度异常缓慢。）

《被风沙掩埋的古城》我读的是汉语版。书中提到的女性让人印象深刻的有一个是在老国王驾崩后，带小王子从帝国的王宫里逃出的宫女。她健壮、有生命力，为了保存小王子的性命，不惜委身与「浪迹天涯的苏坡尔盖」。苏坡尔盖维吾尔文版中的原名 Süpürge 意为扫帚，他来自沙漠中一个商贾往来的绿洲城市，被帝国的使臣（探子）称作「无忧国」。城市里的人安居乐业，宁静地过着幸福的生活，那里没有国王、没有军队、没有城墙。

一位王子杀光了所有竞争王位的兄弟，夺得国王宝座，成为新国王。帝国的探子发现「无忧国」之后，他决定出兵征服。帝国的大臣中，有人担心师出无名，但其实史官大可以论证，在真主创造天地之前，「无忧国」就是帝国的领土。 [⋯]

有位学霸写了一本几百页的书叫「Deep Work」，劝说读者工作时要专注。前半本都是讲道理、举例子。后半本讲了一些操作性的方法，也讲了一些人的做法。比如作者本人一年写了 n 篇论文。另一个哥们有全职工作，同时还在读 PhD，同时还带孩子 —— 这位爷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花几小时专心搞论文，完了之后再去公司上班。

书里把「专注」的状态叫做“deep work”或者“flow”。进入这种状态，才能算是真正的学习，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而想进入这种状态，首先要让自己远离干扰。远离干扰可以让自己躲在隐蔽房间里。比如，JK Rowling 为了写哈利·波特的最后一部，住进了爱丁堡的 Balmoral Hotel（每晚一千英镑），为的就是逼自己专心。

创造力的工作，靠偶尔来一次的灵感是很糟糕的。想当笑星，就要每天写笑话，每天写笑话。成为村上春树，就要每天写十页稿纸，每页四百字，即使不想写，也要强迫自己写够十页。参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所以说，要进入专注工作的状态，保持规律和节奏是很重要的。

自制力当然也是一个因素。它仿佛是肌肉，要时常训练。想维持自制力，平时还要注意休息、而且不能饿到。这个论断可以参考一本叫「自控力」(The Willpower Instinct) 的书。 [⋯]

今天有多少人能讲世界语呢？Esther Schor 最喜欢的答案是“Sufiĉe!”——不论是讲这种语言的人，还是问这个问题的人，都足够多了。从柴门霍夫发明出来到现在，这门人造的语言到现在有足够多的使用者，可以维持一个活跃的社群，就已经相当成功了。

在 2016 年 10 月出版的“Bridge of Words”里，讲述了L·L·柴门霍夫发明世界语的原委。作者十分看重柴门霍夫（以及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如果不是作为东欧的犹太人——生活在多族群聚居的环境里，而且在族群政治的格局中处于劣势——恐怕也不必幻想用一种新语言，把各个族群的人联合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 Schor 说，世界语不仅是可以用于政治目的，它实质上就是政治的。每当在世界语聚会上提到这一点，就会让心怀左派思想的其他人感到震惊。在 Schor 看来，柴门霍夫之所以发明世界语，是他对当时犹太人在东欧的处境给出的一个解答。

从1790年代开始，俄罗斯帝国在东欧兼并了许多有犹太人定居的领土。由于反感犹太人，沙俄将这些领土划定为「犹太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这里的英语 pale 表示「界限、区域」是来自拉丁语的 palus “木桩”。「定居区」的范围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变化。原则上犹太人不得在定居区以外居住，除非有杰出的才能。 [⋯]

「在谈到确认人类语言能力的天生性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维吾尔族人民自古以来一直用非常明确的两个不同的词来区分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的不同，即前者用 tili chiqmaq，后者则用 til ögenmek。

「如一个儿童在两三岁之间开始说话时我们就说 bu balining tili chiqiptu “这个孩子的语言能力出现了”（til “舌头，语言”在这个具体上下文中的意义是“说话的能力”或“语言能力”），但决不说 bu bala til öginiwaptu “这个孩子学会了语言”或 bu bala sözleshni öginiwaptu “这个孩子学会了说话”。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一种外语或第二语言，我们才用 ögenmek “学习”这个词。如 bu bala Inglizchini öginiwaptu “这个孩子学会了英语”等。

「这两种表达中动词 chiq- “出现、呈现、显现”的使用是关键。它在类似场合中就被用来表达天生的或命中注定的某一潜在技能，在特定的时间段里自然出现的过程。如跟以上的表达相似的另一个例子是，当一个小孩会走路时我们就说 balining ayiqi chiqti “孩子走路的能力出现了”（ayaq “脚”在这个具体上下文中指的是“走路的能力”），但千万不能说 bala mëngishni öginiwaldi “孩子学会走路了”。」

——「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力提普·托乎提，p 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