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欧洲人同学聊起大城市，我说怀念背景噪音，他们都瞠目结舌。

在 2000 万人的大城市住过十年咯。总能听见外面的噪音，以车流为基调，有行人走路的声音、闲谈的声音，如果天气不好还有风雨声，如果太热又有空调的嗡嗡声。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揉成一团，往往就可以抛诸脑后了。

现在一片安静，窗外的积雪 30 厘米厚，大自然没有任何声响。车流没那么繁忙，偶尔有一辆车经过，偶尔有一个打电话的行人走过，偶尔有远处的音乐声，就会异常突显，拽走你的注意力，不由你不仔细听。

2018 年可能最重要的 realization 是，花点时间慢慢做，尽管一开始不明就里、浑浑噩噩，但是摸爬滚打地 stumble your way through it，还是可以明白一点点东西的。

工具怎么用、语言怎么用（语言也算工具）、有哪些小技巧之类的都是微观层面的感悟，太个人化了，可能没什么好讲的。

感觉现在玩的东西是欧洲人的游戏，时常觉得没多大意思。（修改意见：划去左边的前半句。毕竟在之前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时常感觉「没有多大意思」。）其实有意思，然而是那种个人化的「有意思」。

来自非民主国家的感知敏锐的人，时常会有一种浸透全身的丧感。受不了别人轻飘飘的乐观，也受不了轻飘飘的正义感和斗争意识。能理解，有时也会钦佩，但基本上是受不了的（也是会哑然失笑的）。

如果缺乏那种「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我拥有一份」的宪法权利，身体里会缺一根骨头。

那怎么办呢。

春天来得晚，但是来得猛。就像和一个典型的瑞典人的交谈。尽管阳光充沛，但是大家对冬天漫长的夜还心有余悸。

今天上课的老师是立陶宛人，但是讲话浓重的美国口音。但能感觉到是后天习得的，比如偶尔会有讲快了 v、w 不太分的迹象 *。

课间的时候，七八个人竟然不自觉地聚拢到了楼道里厕所旁，一处有阳光的地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我说，上中学的时候进学校机房偷玩电脑，那时候电脑上只有 Windows 95。一哥们说，我们那会儿全校只有两个电脑，只有他妈的 MS-DOS。哎，你们玩过扫雷吗？扫雷我一直不明白怎么玩。我们的 Linux distribution 里带了扫雷吧？带了，而且还有数独 (sudoku)。哪像现在啊，手机上都有 Python。

于是，R 对 S 说，Can you write pseudo code to solve sudoku?（笑点注释：pseu / su ; do / do ; code / ku 谐音。）

S 说，老子为什么不写 real code？不过说起 code，你上课时在手机上捣鼓的 Python 是啥？

R 回答说，就是只有一个光标让你输入文字，输入一行按回车，txt 文件里就会把这行字连同时间戳保存下来。我用它来 ……

（我脑海闪过了各种时间管理需求，比如：「16:17 进厕所；16:39 出厕所，开始学习；17:21 我操，直到现在都没有学习」）

…… 我用它来记录老师每次说的“you know”。

他打开那个文本文件，里面一串时间戳，如「y 几点几分几秒」。

我们一群人围着笑了十分钟。

想起来还是很灵异，去年春天在纽约蹭哲叔饭的时候，跟乌兹别克斯坦来的 Uber 司机一半英语一半维语混着瞎聊。然后嗖地一下子就到现在了，这几个月的时间过得快。

我倒是反对，不过其实也轮不到我反对呀。在哪儿不是混口饭吃，偷生而已嘛。

2021-08-21: 写这篇的时候是习通过修宪的时候。

最近我产生了一些想法，其中一则是关于学语言的：一时遇到了弄不明白的地方，不要纠结。懂个大概，就可以继续汲取新的信息。汲取了足够多的新信息，你将来会自然而然地明白此刻不懂的东西。

产生这个想法的起因是，一个朋友问我：「如何跟人解释不同的语境要用不同的介词？」那位朋友一开始遭遇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 in the sun 是「阳光下」，under the sun 就成了「天底下」？

这位同学是在学英语。但学任何语言的时候也都会遭遇类似的问题，比如 Hon bor på Söder. / Han bor i Stockholm. 这两句话为什么一个用 på 另一个用 i？

这样的问题没办法通过别人的解释，来让提问的人明白。然而到了相应的语境里，再读到就会自然而然地明白。

所以我感觉，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并不是问谁，而是继续摄取信息，继续给大脑输入「语言数据」，等到输入足够多的时候，自然就明白了。毕竟脑子并不是一团浆糊，里面是有活动的。

接下来我再胡乱地延伸一下：看书或者学其他的学科时，眼下遭遇了某个难以理解的东西，大概也不必纠结，眼下懂个大概齐即可。读完这本书之后，再找一本同一个学科的书读，摄取一些其他的信息，或许就可以帮助你换个角度思考，接下来原本不懂的东西说不定就明白了。

这段时间，我还产生了另一个（不知是否正确的）想法：任何人类的知识，都是可以学会的。（有什么理由不是这样吗？）

遇到好的老师、读好的教材固然是很好的。但哪怕没有好的老师、好的教材，不断地让自己摄取某种领域的知识和信息，总是可以学通的。何况，老师毕竟是人，某一本教材自然也是人编的，是人就有局限和错误。知识写在纸上的那一刻，或许就已经过时了。

要想学习一门知识，总是需要吸取新信息的，新的和旧的或许冲突，甲的论述和乙的论述或许矛盾，最棒的不是记住了一堆死的、固定的东西，而是让这堆知识和信息，在你的脑子里乱动，在里面活蹦乱跳、搭来搭去（所谓“rewire”）。

前几天在 Coursera 上看了一点哲学导论的视频，里面的那个哥们 (Dave Ward) 说，「哲学是一种活动 (activity)」，是「琢磨『如何最好地琢磨问题』的活动」。感觉这句话很有道理。

当然，「任何人类知识都是人类能够学会的」，这句话的前提是要不断地琢磨，不断地摄取新信息、新知识 —— 让脑子保持在活动的状态。

而这里面最难的部分并不是偶尔某一天学到了一些什么，而是「不断」。每天花写时间，哪怕一小会儿，学一点什么。

给村上春树出版第一本英文译本的出版社叫做「讲谈社国际」(Kodansha International)，当时是 1980 年代末。这个出版社从 1960 年代开张，到 2011 年 4 月关门。（不过现在讲谈社旗下还有一家叫 Kodansha USA 的出版机构。）当时 KI 的负责人是 Elmer Luke，美国的华裔。他后来一直做日语和英语文学作品的相互译介。《格兰塔》杂志出日本文学的专刊时，他是顾问编辑。（关于这个编辑的介绍，搜片假名出来的结果比搜英文多多了。）

虽然讲谈社帮村上老师出版了一本书，还帮他穿针引线跟《纽约客》搭上了关系，然而之所以能在美国走红，继而通过英语流行到全世界，还是靠美国本土的出版界。

首先是一个叫 Alfred Birnbaum 的美国青年找上门来，要翻译他的作品，接着才有了《寻羊冒险记》的出版。（当然，好像第一步仍然是在日本红起来。）之后他拿着 Birnbaum 的译文，「总之就是托熟人找门路，与各种人面谈，然后挑选了可以信赖的人」 。经纪人是 Binky Urban、出版社是 Knopf。当时 Knopf 的主管是 Sonny Mehta，责编是 Gary Fisketjon。

Binky 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这个书稿必须要有英文，能让我能读才行。村上春树本人英语就蛮好，本人也做翻译，懂翻译是怎么回事。他还经常与译者联系，有翻译方面的疑问也会欣然回复。所以村上本人对译文的质量是可以把控的。「对打算进军国外的作家来说，译者将成为最重要的伙伴。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译者非常重要。哪怕是能力超群的译者，如果与文本或作者的性格不合，或者不适应那固有的韵味，也无法产生好结果，只会令彼此的精神负担越积越重。」

在日本很红这件事，到了美国其实是没什么用的，最多是“interesting”吧。「但仅仅说是在《纽约客》上刊登过几篇作品，人的态度就会截然不同。」与《纽约客》签约，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仿佛可以是他在美国的名片。

另外， 村上春树之所以能和上面三人合作，恐怕也是因为他是 Raymond Carver 的译者。上面的三人也分别是卡佛的代理人、出版代表、责任编辑。当时离卡佛去世 (Aug 2, 1988) 才不到四五年。

在日本出道时做过的事情，村上春树到了美国之后又重新做了一遍。不会把一切事情都抛给编辑和代理，之后就随他们去弄。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自己能做到，就尽量自己去做」，尽量亲力亲为，不会甩给别人。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还是要英文好才行啊。

除了 Elmer Luke，把英语和日语的文学作品相互翻译的另一个重要的人好像是柴田元幸 (Motoyuki Shibata)，Asymptote 上有他的一个采访。柴田现在在做一个英文的文学翻译杂志，名叫 Monkey Business。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美国媒体上介绍的韩国文学作品这几年越来越多。比如韩江 (Han Kang)。去年年初《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报道，韩国政府出了很多钱，搞了一个韩国文学翻译院，这么看来还是有成果的。

位于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作家屋」(Writers Room) 里，曾经有一间是专门为使用打字机的人预留的，门上贴着「打字室」(Typing Room) 的标牌，而且还写着要是地方不够了，用电脑的人得给用打字机的人腾地方。

儿童文学作者斯凯·弗兰迪 (Skye Ferrante) 度了几个月假后，在 2010 年的一天又回到「作家屋」时，发现打字机房间门上的标牌里，下面那行字不见了。不明就里的他走进去，搬出打字机摆在桌上，咔嗒咔嗒地敲字时，坐在他旁边的人纷纷投来不爽的目光。

店员跟他解释说，这里已经不再欢迎用打字机写东西了。「您有两个选择，一是换电脑写，二是我们给您退钱」。在纪录片《打字机在21世纪》(The Typewriter: in the 21st Century) 的里，弗兰迪戴着霹雳手套、顶着一头脏兮兮的棕色长发，一脸愤恨地说，这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没有选择，于是「我再也没去过那里」。

不知道「作家屋」里那位「已经 84 岁高龄，现在正在写第 40 部剧本」的成员，现在还用不用机械打字机。但是 80 岁的历史作家戴维·麦卡勒 (David McCullough) 仍然在用。麦卡勒在纪录片里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电脑，用电脑的话写东西会快很多。他回答，我为什么要快呢，我就是要先琢磨好再动笔才好呀。他对着摄像机说，「写完初稿后再誊改时，还要做大面积的修改」，边说他边拿起两叠纸，「能看到初稿和改稿有什么差别」，电脑就不行。或许是因为电脑不行，又或许是因为文字处理软件里的修订功能，藏得太深了。

在麦卡勒看来，字打出来就抹不掉，没办法随便移动光标插入文字，能强迫写字的人先推敲再动笔。而且，打字机上没有拼写检查，不会帮你把拼错的单词自动替换成正确的拼法。亚利桑那州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瑞安·阿德尼 (Ryan Adney) 在课堂上要求学生用打字机，据说所有的学生都喜欢用打字机，而且绝大多数学生的拼写都改善了。辛辛那提的「文字游戏」(Word Play) 是一个课后辅导孩子们学习的公益组织，那里也把打字机当成教学用具，让孩子们在上面写东西。

打字机上不仅没有拼写检查、没有各种让你分心的东西，连退格键 (backspace) 都没有删除的功能。「退格」的确只是退一格，前面的字母还是会留在那里。主要的功能似乎是打带标号的字母。比如，先打「´」、再按 backspace、再按「e」，两个字符就组合成了「é」。Backspace 这个按键从打字机时代延续到了电脑上，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报人、诗人克里斯托弗·L·肖尔斯 (Christopher L. Sholes) 在 1860 年代发明的 Qwerty 键盘布局也流传到了现在。

自称是辛辛那提「数一数二的打字机极客」的哲学教授理查德·波特 (Richard Polt)曾经为「文字游戏」免费维修打字机。他维护着一个关于打字机的网站。这个网站上有养护打字机的指南、图解，还罗列了很多现在还在经营的打字机店铺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理查德·莫斯 (Richard Moss) 在《The Magazine》上写了一篇讲打字机的文章。里面讲到，老匠人汤姆·科斯卡 (Tom Koska) 在墨尔本 Elgin 街开着一家打字机店，现在偶尔还会有客人慕名而来，一些客人是听了朋友的介绍，一些人则是看到了网上的帖子。波特的打字机店列表里，就有汤姆在 1969 年开的这家「精英办公设备店」(Elite Office Machines)。老工匠们说，喜欢打字机的年轻人们好像多了起来，也有更多的人来买打字机，只是替换的部件越来越少，如果坏机器需要修，恐怕就需要从旧机器身上拆了。不过生意还是很清淡，如果不是因为房子是自己的，老汤姆的店恐怕早就已经关门了。

年轻人对打字机重新产生兴趣，一部分原因是喜欢 vintage 范儿——虽然讲中文的年轻人，鲜少有谁的记忆里，确实存在过英文机械打字机这种东西，但是各种咖啡馆里，很少有哪家不在一进门的醒目处摆一台机械打字机。只是这些店常摆的「飞鱼」和「英雄」牌的旧机器，淘宝上 200 以内就可以买到，不过不保证能用，而且店老板大概也不在乎能不能用。

英文世界的年轻人对打字机的喜爱更身体力行，掸去了家里老打字机上的灰尘，重新开始用。还用打字机写 blog，也就是先打出来，再拍照放到网上，即 typecasting。杰克·吉尔钦 (Jack Zylkin) 做了一个叫 USB 打字机的东西，可以把机械打字机连在 iPad 上用。生于 1982 年的独立音乐人玛丽安·考尔 (Marian Call) 把打字机用作一种打击乐器。

最近几年，打字机在更主流的流行文化里也露过脸。2012 年的法国电影《一键成名》(Populaire) 讲述了一个小镇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因为会用打字机，进入城市在一家保险公司当上秘书的故事。历史上，打字机的确帮助很多女性走出家庭，进入了职场，于是也产生了把 typewriter（既可指打字机，又可指打字员）放在腿上的双关笑话。电影结束时提到了打字太快，连动杆 (typebar) 搅在一起的问题，可以通过把字模都刻在一个圆球上来解决。这种技术的确在现实中有应用，比如 IBM Selectric 系列，打字时里面的「字模球」(typeball) 会旋转到正确的位置再敲在纸上。《广告狂人》(Mad Men) 里大量出现的打字机就属于这个系列，但一个小问题是，《广告狂人》的时代背景是 1960 年代初，但剧中出现的具体型号是 1970 年代才问世的。

中文世界里，大众似乎对打字机并没有什么深切的记忆。最早的中文打字机，叫作「字盘式打字机」，是「1915 年研制的」，把常用汉字密密麻麻地摆在字盘上，打字时要找到要某个字，把摇杆拖动拉过去，按下「打字操作杆」，那个字才会敲在蜡纸上。接着，再用肉眼扫视字盘，从几千个汉字里找到下一个要打的字。「在 1960 年代的香港，只有比較富裕的學校才有能力負擔一位能操作中文打字機的打字員。」考虑到刻印在蜡纸上的用途，这种机器大概叫「刻版机」才比较合适。日本一度也在使用类似的「搞笑啊，根本没办法用的打字机」，设计略有不同，但操作方式同样繁琐。还有只能打假名的日文打字机，据说是 1899 年最初发明的。

林语堂也发明过一台看起来简练很多的中文打字机，在 1952 年拿到了美国专利，只可惜这台机器最终没能量产。如果键盘是中国人发明的话，恐怕就是林语堂画的那个样子。

中文打字机真正进入现实生活时，已经不再是机械的，而是电子的了。这个时代仿佛一瞬间就被电脑、汉卡和各种汉化的DOS取代了。只是脱离了文艺青年的领域，进入了码农的世界后，突然就不性感了。

如果说英文作家念旧的方式是用机械打字机，那么一些中文的写作者念旧的方式大概就是手写了。让字迹流到白纸上的美感和字母「咔嗒」一声撞在白纸上的美感，大概难分轩轾。另外，如果你觉得不得不想好再下笔会对自己有帮助，可以试试一款叫 Write Only 的 iOS 应用，按 backspace 不能删掉前面的字母，对于练习英文拼写和遣词造句颇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