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timin Hoshur 是一位很著名的伊犁作家。他的名字汉语写法很多，80、90 年代的时候，他的短篇小说作品有汉语译文在杂志上发表时，常写作「麦麦提明·吾守尔」，后来他的文章结集出版，写成了「买买提明·吾守尔」或「买买提依明·吾守尔」。他的历史小说，确切说是架空背景的古代幽默／荒诞小说“Qum Basqan Sheher”在出版汉译本《被风沙掩埋的古城》（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年）时，署名又变成了「买买提·吾守尔」。汉语出版机构对作家名字的汉字写法如此不认真，实在让人遗憾。

我今天下午其实在整理另一本书的笔记，但写着写着，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买买提明先生书中对女性的描写。（这本小说我其实正在对着录音听写维语版，进度异常缓慢。）

《被风沙掩埋的古城》我读的是汉语版。书中提到的女性让人印象深刻的有一个是在老国王驾崩后，带小王子从帝国的王宫里逃出的宫女。她健壮、有生命力，为了保存小王子的性命，不惜委身与「浪迹天涯的苏坡尔盖」。苏坡尔盖维吾尔文版中的原名 Süpürge 意为扫帚，他来自沙漠中一个商贾往来的绿洲城市，被帝国的使臣（探子）称作「无忧国」。城市里的人安居乐业，宁静地过着幸福的生活，那里没有国王、没有军队、没有城墙。

一位王子杀光了所有竞争王位的兄弟，夺得国王宝座，成为新国王。帝国的探子发现「无忧国」之后，他决定出兵征服。帝国的大臣中，有人担心师出无名，但其实史官大可以论证，在真主创造天地之前，「无忧国」就是帝国的领土。

上面只是小说中前一半的情节，后半边讲了很多荒诞不经又搞笑的故事。全书中有很多开玩笑的讽喻。书里后半部分的一个女性形象是富翁 Nijambay 的老婆，她被富翁冷落，没有生过孩子也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艰辛，所以整个人都很年轻。她迷恋上了打理花园的青年，于是诱惑青年，最终勾搭成奸。另一个是另一个富翁尚且年轻的老婆 Ayjamal（“月亮的容颜”）。游手好闲的 Barat 为了盗取钱财翻墙进院的时候，被 Ayjamal 按倒在床上。最后两人合谋下毒，把富翁害死，夺取了家业。

维基百科上显示，这部小说是 1996 年出版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他 1979 年在伊宁 (Ghulja) 创作的短篇小说《笛声》(Ney Awazi) 当中描写的一个女青年。

乡里的通讯员来到村里采访先进典型，听说女社员 Göher（“珍宝、珍贵的”）也会吹笛子，感到很惊奇。这个女青年不想出去上学，况且村里的奶牛需要照料，就留在了村里（如果情节我没记错的话）。短篇小说里描写了这位女青年如何干练、如何有思想（村里的奶牛如果怎样怎样打理，产奶量就能提高多少多少）、如何勇敢（在雨夜里找回了大队走失的牛）。最后，通讯员完成采访任务，乘坐村里大叔的船回到了乡里，他心里倾慕着这位姑娘，期盼着下一次听到她的笛声，但并没有任何表达。

另一篇 1961 年创作于伊宁的短篇小说《考验》(Sinash) 是由几篇类似情书的文字组成。青年在某一年的春夏秋冬，都前去约定的地点，却完全没有等到自己要等的人。到最后，他讴歌了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或许他等待的只是这些鲜艳的花 (güli)。这两个短篇小说都在买买提明的作品集《满月》(Tolun Ay) * 里。

之所以写这个，只是感觉这几个人物形象对照下来很有趣。买买提明先生在成为以荒诞幽默闻名的小说家之前，也写过很多描写质朴情感的文章。我以前分享过他写的《胡子的风波》。

这本文集正式的汉语译名是《买买提依明·吾守尔作品选1：十五的月亮》（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9 年），但是把「满月」翻译成十分汉语化的「十五的月亮」呢，实在是莫名其妙。

有位学霸写了一本几百页的书叫「Deep Work」，劝说读者工作时要专注。前半本都是讲道理、举例子。后半本讲了一些操作性的方法，也讲了一些人的做法。比如作者本人一年写了 n 篇论文。另一个哥们有全职工作，同时还在读 PhD，同时还带孩子 —— 这位爷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花几小时专心搞论文，完了之后再去公司上班。

书里把「专注」的状态叫做“deep work”或者“flow”。进入这种状态，才能算是真正的学习，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而想进入这种状态，首先要让自己远离干扰。远离干扰可以让自己躲在隐蔽房间里。比如，JK Rowling 为了写哈利·波特的最后一部，住进了爱丁堡的 Balmoral Hotel（每晚一千英镑），为的就是逼自己专心。

创造力的工作，靠偶尔来一次的灵感是很糟糕的。想当笑星，就要每天写笑话，每天写笑话。成为村上春树，就要每天写十页稿纸，每页四百字，即使不想写，也要强迫自己写够十页。参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所以说，要进入专注工作的状态，保持规律和节奏是很重要的。

自制力当然也是一个因素。它仿佛是肌肉，要时常训练。想维持自制力，平时还要注意休息、而且不能饿到。这个论断可以参考一本叫「自控力」(The Willpower Instinct) 的书。

此外，工作时间要断网、不要看手机。固定一个专注工作的场合、时段，工作时听某一种音乐（我感觉戴上耳机听白噪音或者后摇就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可以营造一种仪式感，诱导自己更快地进入专注的状态。手边可以放一些吃的、放一杯咖啡。

专心工作是很累的，所以需要好好休息。要给自己定一个「下班」的时间，下班之后一点工作的事情都不做，老板的邮件不回，工作的微信群也别看 —— 哈哈哈，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要是今天的事情实在没做完怎么办？在准备下班的时刻，想一下哪些事情还没做，列一下明天该怎么 follow-up。这样虽然没做完，但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 closure。

下班之后呢？下班之后也别老看电视，老刷无聊的微博、微信群、app。本书的作者 Cal Newport 老师说，这种「没有结构化的时间」很容易荒废掉的。说出来吓死你：2013 年英国人做调研，让人估算一下自己每周看多少小时电视。一群二、三十岁的人以为自己平均每周看 15 小时电视，但测算之后发现，实际上每周看 28 小时电视。还有，Quartz 上有位爷说，「你一年花在社交网络上的时间，能读 200 本书」。

可错过了最好玩儿的梗，明天到公司没法跟同事聊天了那可怎么办？那就少聊天。不仅少聊天，Slack、微信群也都少开。尽量做到工作时间断网，实在需要上网，就给自己划一些可以上网的时段，只在那些时段里查邮件、看工作聊天。

更重要的是，要让工作时间都「结构化」。每天早上规划好今天从几点到几点做什么，如果中间被突发事件、突然到来的灵感打断，就把下面的时间重新调整一下 —— 不是要你死板地遵守规划，而是让自己明白自己的时间该拿来做什么。

要让人很难找到你，这样就不会给自己揽上杂事儿。有人老找你做杂事，你就拒绝他。如果老板总让你做琐碎的事情，你就怼（简直不相信这是 duǐ 的正字）他：老子要做重要的事，要花 50% 的时间专心做高附加值的工作！（顺便把上一段提到的密密麻麻的日程安排甩给他，让他看看你的时间多么有价值。）

是不是感觉这样挺无趣的？但是比尔·盖茨当年抓住机会，给 Altair 电脑写了 BASIC 语言解释器，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专心致志地花两个月时间昼夜不停地写代码啊。「工作要专心」固然像是道德说教，但更重要的是有钱赚啊！所以你要做一个无趣的人。

今天有多少人能讲世界语呢？Esther Schor 最喜欢的答案是“Sufiĉe!”——不论是讲这种语言的人，还是问这个问题的人，都足够多了。从柴门霍夫发明出来到现在，这门人造的语言到现在有足够多的使用者，可以维持一个活跃的社群，就已经相当成功了。

在 2016 年 10 月出版的“Bridge of Words”里，讲述了L·L·柴门霍夫发明世界语的原委。作者十分看重柴门霍夫（以及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如果不是作为东欧的犹太人——生活在多族群聚居的环境里，而且在族群政治的格局中处于劣势——恐怕也不必幻想用一种新语言，把各个族群的人联合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 Schor 说，世界语不仅是可以用于政治目的，它实质上就是政治的。每当在世界语聚会上提到这一点，就会让心怀左派思想的其他人感到震惊。在 Schor 看来，柴门霍夫之所以发明世界语，是他对当时犹太人在东欧的处境给出的一个解答。

从1790年代开始，俄罗斯帝国在东欧兼并了许多有犹太人定居的领土。由于反感犹太人，沙俄将这些领土划定为「犹太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这里的英语 pale 表示「界限、区域」是来自拉丁语的 palus “木桩”。「定居区」的范围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变化。原则上犹太人不得在定居区以外居住，除非有杰出的才能。

即使是在恩准犹太人居住的「定居区」内部，犹太人的境遇也不太好过，当局制定了很多歧视性的政策，比如禁止在城区外拥有房产，禁止犹太人商户在周日及基督教节日营业。后来又颁布了教育禁令，定居区内中学和大学里，犹太学生比例不超过 10%，定居区外不得超过 5%，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不得超过 3%。由于种种限制，沙俄帝国的犹太人总体上处于贫困之中，被主体民族视为低贱人群。针对犹太人的打砸抢烧时有发生，即所谓的pogrom，英语词典里给的解释是「因种族或宗教原因对某特定群体的集体迫害」。本来是个俄语词。犹太人当时的处境大体就是这么惨。

柴门霍夫出生的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属于当时被沙俄控制的波兰。那座城市当时多民族聚居，至少有60％的人口是犹太人，族群关系紧张。柴门霍夫19岁生日时，向几个要好的朋友介绍了自己的「普世语」(Lingwe Universala)，意图是让「俄罗斯人、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都还原为「人」(men)。这个「普世语」和后来的「世界语」(Esperanto) 差得还挺多的。如果是强势民族的这个年龄的男性，大概更有可能胸怀一个征服异国的梦想吧。

柴门霍夫的爸爸是沙俄政府里的一个言论审查官，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出身于一个政治上不受信任的族群，行事更是谨小慎微。柴门霍夫后来的岳父是一个肥皂商人，在他后来捣鼓世界语的时间里，经常 literally 吃不上饭，全靠他太太 Klara 的嫁妆，以及岳父一家的接济。

L·L·柴门霍夫遇到自己的太太Klara，是在犹太复国团体的聚会上。而我们这位将来会给贫苦人配眼镜，还会发明一种纯良的新语言的小伙子，之所以来到这场聚会完全不是打酱油。

柴门霍夫在莫斯科学医时，积极投身当地的犹太复国运动，他后来回忆道，自己创办的可能是莫斯科第一个这样的团体。后来他回到波兰，在华沙充当三个犹太复国团体的协调人。这段时间他筹集资金，（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非法途径把钱交给巴伐利亚的一个拉比，再由该人转交给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的复国志士。（不过后来他对复国主义幻灭了。）

柴门霍夫曾经设想过，让犹太人都搬到一个地方，这样既可以让犹太人脱离苦难，又可以让欧洲人不再那么仇恨犹太人。比如可以在密西西比河岸边买一块闲置地土地 —— 柴门霍夫本人并不主张搬到巴勒斯坦，因为会给巴勒斯坦人制造麻烦。

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更新 Yiddish 语（中间还写了一本 Yiddish 语法），准备供将来的犹太国使用。在 1880 年代初看来，革新 Yiddish 肯定比复活希伯来语看起来更实际，毕竟当时全世界 1000 万犹太人当中，足足有三分之二会讲 Yiddish。

柴门霍夫出版第一本介绍世界语的书“Unua Libro”是在1887年，当时他用了“Dr. Esperanto”的化名 —— “希望的人”。后来 Esperanto 就成了这门语言的名字。一开始学世界语的人大都在俄语圈，尤其是沙俄帝国的犹太定居区里。

世界语渐渐在欧洲赢得追随者的过程中，柴门霍夫开始考虑能否借助法国知识分子的青睐，把世界语介绍到全世界。然而，在Dreyfus事件（犹太军官被冤判终身监禁）前后的法国，柴门霍夫和友人都担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恐怕会惹麻烦。于是并没有在法国声张，世界语的创始人是犹太人。在法国举行第一次世界语大会时，柴门霍夫还和法国组委会大撕一场，被迫含泪删去了演说稿中暗示自己宗教立场的最后一段话。

柴门霍夫曾经设想用基于犹太教理念，创立一种全人类的宗教，把世界语当做那种宗教的语言，用这样一种普世的宗教来实现人类整体的公正。再后来柴门霍夫以犹太教古时一位宗教领袖提出的待人如待己的原则为基础，「全人类主义」(Homaranismo)。再再后来，干脆采用了语焉不详「内在理想」(interna ideo)来表述世界语代表的理念，秉承这同一种理想的人就是「同志」(samideanoj)。

然而 Are you thinking what I’m thinking? 这个问题或许心照不宣，或许制造误会。好处是每个时代的左派都受到感召，认为自己的思想体现了世界语的内在理想。坏处是总有各种政治力量宣称自己才能体现这种理想。

柴门霍夫在从事复国运动时，没有提过用一种语言来团结全人类的设想。在世界语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没有提过自己参与复国运动的经历。Schor 说，这一点体现了犹太人在长期受迫害的环境里习得的一种技能：在家是犹太人，出门是普通人。在一个场合就讲那个场合认可的话。

Schor 说，今天讲世界语的人也像那时的犹太人一样，维持多重身份，讲世界语的那部分人格只保留给那一块空间。今天讲世界语的人群，也很像犹太人长久的「流散」(diaspora)，「世界语家园」(Esperantujo) 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许多人尝试学习世界语，常常是因为对自己的国族／民族背景感到不适。与柴门霍夫发明世界语的背景有写相似。

在柴门霍夫的时代，世界语并实现起到联合所有人的梦想，就连在世界语圈子里都没有实现「兼爱」。波兰的一本世界语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辱骂犹太人习俗的文章。杂志的编辑称赞该文的作者是「自由思想的先锋」，「对犹太教《塔木德》有深入的研究，那本可憎的书中充满迷信，而且仇恨所有非犹太的事物」。柴门霍夫向编辑写信抗议，但编辑不尽没有发表他的信，还嘲笑有个犹太人「显然展示出了替塔木德辩护的人没文化的品性」，宣称我们就应该讨伐这种落后的宗教。

L·L·柴门霍夫有三个孩子，Adam、Sofia、Lidia。Lidia 生前信仰了巴哈伊，认为巴哈伊是一种联合所有人的信仰，和世界语的理想是一致的。三人都死于 Holocaust。

Bridge of Words: Esperanto and the Dream of a Universal Language

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世界语从发明一直到运动发展今天，中间发生过的每一场内斗的细节。回顾了都有哪些人认同和支持过世界语的政治理念，各个国家再各个历史时期又怎样迫害过讲世界语的人。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今天讲世界语的社群，尤其是里面的怪人，比如移民以色列改信犹太教，比犹太人都虔诚的一个日本人。再比如，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事件的波兰，博物馆讲解员只讲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我们波兰人很宽容的。不过书里的内容实在有些琐碎，而且作者是普林斯顿的英语文学教授，用了很多文绉绉的词儿，估计你也看不进去。

「在谈到确认人类语言能力的天生性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维吾尔族人民自古以来一直用非常明确的两个不同的词来区分语言习得与语言学习的不同，即前者用 tili chiqmaq，后者则用 til ögenmek。

「如一个儿童在两三岁之间开始说话时我们就说 bu balining tili chiqiptu “这个孩子的语言能力出现了”（til “舌头，语言”在这个具体上下文中的意义是“说话的能力”或“语言能力”），但决不说 bu bala til öginiwaptu “这个孩子学会了语言”或 bu bala sözleshni öginiwaptu “这个孩子学会了说话”。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学会了一种外语或第二语言，我们才用 ögenmek “学习”这个词。如 bu bala Inglizchini öginiwaptu “这个孩子学会了英语”等。

「这两种表达中动词 chiq- “出现、呈现、显现”的使用是关键。它在类似场合中就被用来表达天生的或命中注定的某一潜在技能，在特定的时间段里自然出现的过程。如跟以上的表达相似的另一个例子是，当一个小孩会走路时我们就说 balining ayiqi chiqti “孩子走路的能力出现了”（ayaq “脚”在这个具体上下文中指的是“走路的能力”），但千万不能说 bala mëngishni öginiwaldi “孩子学会走路了”。」

——「现代维吾尔语参考语法」，力提普·托乎提，p 17–18。

2021-08-21：感觉这里面微妙的地方，有点像学习语言的时候，那种 “learning/studying” 跟 “acquiring/acquisition” 的差别有点像。要是能展开讲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