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中间看哭了还。看了金基德的《人、时间、空间、人》，金老快收山吧，别出来现眼了。豆瓣上的中文译名是「人间、时间……」，但是韩语的 人间 (인간) 和日语一样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不如译作「人」啦。

还看了新加坡电影《一只黄鸟》，很棒的一部片子，不知为何评分这么低。

帮 A & J 搬了家。他们刚好搬到我刚搬走的那条街，我原来的旧东西有些还留在旧房间里。于是把一张桌子和两个椅子送给了他们。一个挪威产的电饭锅留给了室友，不过室友也不吃米饭。跟他讲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扔掉吧。今天回忆上周才想起，还有一个小风扇留在那里。

旧房间的钥匙要去很远的一个地方换，到的时候又像之前若干次一样，赶上午饭时间。那天突然降温，怪冷的。于是打算绕着那个 shopping mall 转一圈。平常卖午餐的一个大餐厅关门了，大概是生意不好撑不下去了。转了多半圈之后发现，有一家沙拉店。解决了午饭。

再接着走发现有家号称卖「世界美食」的超市，进去发现仍然是西亚风格为主。随手买了一包巧克力饼干，后来吃的时候发现上面画着图案，包装盒上用土耳其语给每个图案写了一句注释，比如一颗小心心的注释是「最值得爱的是你自己」之类。结账的时候发现收款台前摆着一些小糖果，顺手拿了一些。发现是 Ülker 的泡泡糖，但是没有味道又难嚼。后来才知道这种糖维语叫 “qarighay popotang”，是给小孩练咀嚼用的。

周三和泰米尔朋友 F 碰头，他找到了工作，接着就要搬到 Härnösand 去了。“Colloquial Swedish” 课本里有句话说 “Jag kan inte komma på något som jag inte gillar med Härnösand.” 大概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吧，至少是个临海的小城市，比不临海的小城市好多了。F 说他一入职就获赠相当于三年的租房排队积分。不知道是地方政府的政策还是公司面子大。

碰头的地方是清真寺对面的餐厅，午饭自助。我一边吃一边讲了些丧气的话，F 为了宽慰我也讲了些他上半年找工作的惊险经历。讲完之后 F 话锋一转，笃定地说还是得有 faith 才行，然后又懊恼地问我 “Why don't you believe in God?” 之后他拉我从清真寺背后往出城方向溜达，吐槽了一些朋友，之后又强烈建议我读一下《古兰经》，要读就读 Abdel-Haleem 译本。（后来在 GoodReads 上搜了一下，这个译本是 2004 牛津出版的，评价还不错。）

跟欧洲人同学聊起大城市，我说怀念背景噪音，他们都瞠目结舌。

在 2000 万人的大城市住过十年咯。总能听见外面的噪音，以车流为基调，有行人走路的声音、闲谈的声音，如果天气不好还有风雨声，如果太热又有空调的嗡嗡声。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揉成一团，往往就可以抛诸脑后了。

现在一片安静，窗外的积雪 30 厘米厚，大自然没有任何声响。车流没那么繁忙，偶尔有一辆车经过，偶尔有一个打电话的行人走过，偶尔有远处的音乐声，就会异常突显，拽走你的注意力，不由你不仔细听。

2018 年可能最重要的 realization 是，花点时间慢慢做，尽管一开始不明就里、浑浑噩噩，但是摸爬滚打地 stumble your way through it，还是可以明白一点点东西的。

工具怎么用、语言怎么用（语言也算工具）、有哪些小技巧之类的都是微观层面的感悟，太个人化了，可能没什么好讲的。

感觉现在玩的东西是欧洲人的游戏，时常觉得没多大意思。（修改意见：划去左边的前半句。毕竟在之前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时常感觉「没有多大意思」。）其实有意思，然而是那种个人化的「有意思」。

来自非民主国家的感知敏锐的人，时常会有一种浸透全身的丧感。受不了别人轻飘飘的乐观，也受不了轻飘飘的正义感和斗争意识。能理解，有时也会钦佩，但基本上是受不了的（也是会哑然失笑的）。

如果缺乏那种「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我拥有一份」的宪法权利，身体里会缺一根骨头。

那怎么办呢。

春天来得晚，但是来得猛。就像和一个典型的瑞典人的交谈。尽管阳光充沛，但是大家对冬天漫长的夜还心有余悸。

今天上课的老师是立陶宛人，但是讲话浓重的美国口音。但能感觉到是后天习得的，比如偶尔会有讲快了 v、w 不太分的迹象 *。

课间的时候，七八个人竟然不自觉地聚拢到了楼道里厕所旁，一处有阳光的地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我说，上中学的时候进学校机房偷玩电脑，那时候电脑上只有 Windows 95。一哥们说，我们那会儿全校只有两个电脑，只有他妈的 MS-DOS。哎，你们玩过扫雷吗？扫雷我一直不明白怎么玩。我们的 Linux distribution 里带了扫雷吧？带了，而且还有数独 (sudoku)。哪像现在啊，手机上都有 Python。

于是，R 对 S 说，Can you write pseudo code to solve sudoku?（笑点注释：pseu / su ; do / do ; code / ku 谐音。）

S 说，老子为什么不写 real code？不过说起 code，你上课时在手机上捣鼓的 Python 是啥？

R 回答说，就是只有一个光标让你输入文字，输入一行按回车，txt 文件里就会把这行字连同时间戳保存下来。我用它来 ……

（我脑海闪过了各种时间管理需求，比如：「16:17 进厕所；16:39 出厕所，开始学习；17:21 我操，直到现在都没有学习」）

…… 我用它来记录老师每次说的“you know”。

他打开那个文本文件，里面一串时间戳，如「y 几点几分几秒」。

我们一群人围着笑了十分钟。

想起来还是很灵异，去年春天在纽约蹭哲叔饭的时候，跟乌兹别克斯坦来的 Uber 司机一半英语一半维语混着瞎聊。然后嗖地一下子就到现在了，这几个月的时间过得快。

我倒是反对，不过其实也轮不到我反对呀。在哪儿不是混口饭吃，偷生而已嘛。

2021-08-21: 写这篇的时候是习通过修宪的时候。

最近我产生了一些想法，其中一则是关于学语言的：一时遇到了弄不明白的地方，不要纠结。懂个大概，就可以继续汲取新的信息。汲取了足够多的新信息，你将来会自然而然地明白此刻不懂的东西。

产生这个想法的起因是，一个朋友问我：「如何跟人解释不同的语境要用不同的介词？」那位朋友一开始遭遇的问题其实是，为什么 in the sun 是「阳光下」，under the sun 就成了「天底下」？

这位同学是在学英语。但学任何语言的时候也都会遭遇类似的问题，比如 Hon bor på Söder. / Han bor i Stockholm. 这两句话为什么一个用 på 另一个用 i？

这样的问题没办法通过别人的解释，来让提问的人明白。然而到了相应的语境里，再读到就会自然而然地明白。

所以我感觉，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并不是问谁，而是继续摄取信息，继续给大脑输入「语言数据」，等到输入足够多的时候，自然就明白了。毕竟脑子并不是一团浆糊，里面是有活动的。

接下来我再胡乱地延伸一下：看书或者学其他的学科时，眼下遭遇了某个难以理解的东西，大概也不必纠结，眼下懂个大概齐即可。读完这本书之后，再找一本同一个学科的书读，摄取一些其他的信息，或许就可以帮助你换个角度思考，接下来原本不懂的东西说不定就明白了。

这段时间，我还产生了另一个（不知是否正确的）想法：任何人类的知识，都是可以学会的。（有什么理由不是这样吗？）

遇到好的老师、读好的教材固然是很好的。但哪怕没有好的老师、好的教材，不断地让自己摄取某种领域的知识和信息，总是可以学通的。何况，老师毕竟是人，某一本教材自然也是人编的，是人就有局限和错误。知识写在纸上的那一刻，或许就已经过时了。

要想学习一门知识，总是需要吸取新信息的，新的和旧的或许冲突，甲的论述和乙的论述或许矛盾，最棒的不是记住了一堆死的、固定的东西，而是让这堆知识和信息，在你的脑子里乱动，在里面活蹦乱跳、搭来搭去（所谓“rewire”）。

前几天在 Coursera 上看了一点哲学导论的视频，里面的那个哥们 (Dave Ward) 说，「哲学是一种活动 (activity)」，是「琢磨『如何最好地琢磨问题』的活动」。感觉这句话很有道理。

当然，「任何人类知识都是人类能够学会的」，这句话的前提是要不断地琢磨，不断地摄取新信息、新知识 —— 让脑子保持在活动的状态。

而这里面最难的部分并不是偶尔某一天学到了一些什么，而是「不断」。每天花写时间，哪怕一小会儿，学一点什么。

给村上春树出版第一本英文译本的出版社叫做「讲谈社国际」(Kodansha International)，当时是 1980 年代末。这个出版社从 1960 年代开张，到 2011 年 4 月关门。（不过现在讲谈社旗下还有一家叫 Kodansha USA 的出版机构。）当时 KI 的负责人是 Elmer Luke，美国的华裔。他后来一直做日语和英语文学作品的相互译介。《格兰塔》杂志出日本文学的专刊时，他是顾问编辑。（关于这个编辑的介绍，搜片假名出来的结果比搜英文多多了。）

虽然讲谈社帮村上老师出版了一本书，还帮他穿针引线跟《纽约客》搭上了关系，然而之所以能在美国走红，继而通过英语流行到全世界，还是靠美国本土的出版界。

首先是一个叫 Alfred Birnbaum 的美国青年找上门来，要翻译他的作品，接着才有了《寻羊冒险记》的出版。（当然，好像第一步仍然是在日本红起来。）之后他拿着 Birnbaum 的译文，「总之就是托熟人找门路，与各种人面谈，然后挑选了可以信赖的人」 。经纪人是 Binky Urban、出版社是 Knopf。当时 Knopf 的主管是 Sonny Mehta，责编是 Gary Fisketjon。

Binky 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说，这个书稿必须要有英文，能让我能读才行。村上春树本人英语就蛮好，本人也做翻译，懂翻译是怎么回事。他还经常与译者联系，有翻译方面的疑问也会欣然回复。所以村上本人对译文的质量是可以把控的。「对打算进军国外的作家来说，译者将成为最重要的伙伴。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译者非常重要。哪怕是能力超群的译者，如果与文本或作者的性格不合，或者不适应那固有的韵味，也无法产生好结果，只会令彼此的精神负担越积越重。」

在日本很红这件事，到了美国其实是没什么用的，最多是“interesting”吧。「但仅仅说是在《纽约客》上刊登过几篇作品，人的态度就会截然不同。」与《纽约客》签约，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仿佛可以是他在美国的名片。

另外， 村上春树之所以能和上面三人合作，恐怕也是因为他是 Raymond Carver 的译者。上面的三人也分别是卡佛的代理人、出版代表、责任编辑。当时离卡佛去世 (Aug 2, 1988) 才不到四五年。

在日本出道时做过的事情，村上春树到了美国之后又重新做了一遍。不会把一切事情都抛给编辑和代理，之后就随他们去弄。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自己能做到，就尽量自己去做」，尽量亲力亲为，不会甩给别人。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还是要英文好才行啊。

除了 Elmer Luke，把英语和日语的文学作品相互翻译的另一个重要的人好像是柴田元幸 (Motoyuki Shibata)，Asymptote 上有他的一个采访。柴田现在在做一个英文的文学翻译杂志，名叫 Monkey Business。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美国媒体上介绍的韩国文学作品这几年越来越多。比如韩江 (Han Kang)。去年年初《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报道，韩国政府出了很多钱，搞了一个韩国文学翻译院，这么看来还是有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