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

「乱了纲常」

记得 2015 年的一个周末，那时还在北京。一共四个人在西北三环的一家砂锅粥店吃饭，有 J 和 X，当然当时还有前妻。

年份和地点记得不是很确凿。说是 2015 年是因为记得当时还在 N 报社上班，之所以说是砂锅粥店，是因为 N 社旁边不远处有个同名砂锅粥店，我还蛮喜欢。（老板是潮汕人，早先还可以用比特币结账。） J 提出要吃饭问想去哪儿，我不明就里可能就提了这家店的名字。这次会面我总会想起，每次想起就查一下地图。西北三环那个犄角的内侧，一直有一家「蟹老宋」，并没有砂锅粥店的名字。但当时确实是在西北三环的那个犄角。

一边吃一边聊，J 问我那时都在通过什么渠道获取信息。我不明就里，直率地说，我正在「收缩」自己的信息摄取，越来越觉得新闻也好、公共事件也好，没什么关系。J 君语塞，我当时恐怕还蛮迟钝的，丝毫没有感觉到冷场。回家路上前妻告诉我，J 想和你聊，其实是看能不能把你挖过来。后来才知道 J 那时正在策划一个好友分享新闻链接的社交产品，产品形态有点像「即刻」。

之后不久，我从 N 社辞职。没做什么后面的打算，就是觉得不想再继续干下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叫 burned out 加「政治性抑郁」。然而 that's not something I want to say, because that doesn't sound like something I would say. 一个原因是现在每天讲英语的时候，很多词尽管知道字面的意思，但如果不是确切知道 “how it cuts”，我是不想说的。另一个原因是对 N 社印在纸上的词感到可疑，对汉人知识界的一些词也时常感到有距离。

同一段时间，我的一个微信群里聚集了很多有趣的、年轻的朋友。虽然记不清对话发生的背景了，但是我记得跟朋友 M 有一次讲，感觉人生每一步都是在「逃跑」。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现在回想起来，之后经历的若干次更大的挫折，其实都可以追溯到那次砂锅粥谈话。但很奇怪，有一次问过前妻记不记得那次吃饭，再后来也问过 X 是不是记得这样一件事，两人都说毫无印象。

之所以又想起这件事，是因为上周或者上上周自己出去跑步，停下脚步的时候突然觉得此刻挺好。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一阵子没觉得自己在「逃跑」或者「收缩」了。此刻 “I am”，自己在做的事情是 to be 或者说 être。这状态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坏。是一个 state of being。

仔细一看聊天记录，这已经是 8 个月之前聊过的事情了。

Bakhuvud 意思是后脑勺。

但是有次跟朋友聊到，“ha i bakhuvudet” 瑞典语的意思是 “keep something in mind”，也就是记着那件事。但汉语里类似的表达「抛诸脑后」就是要忘掉那件事了。

还有一个读小说发现的。

“Lämna” 直译成英语是 “leave”，“ut” 则是 “out”。

但是小说里的这句话是 “För henne är det ett svek att lämna ut intima detaljer.” 正确的理解翻译成中文是「在她看来，把私密的琐事 晾出来 是一种背叛。」有种「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

但是英语的 “leave out” 就变成了「省略」的意思了，愣是照着字面字字对应地置换成英语，“For her, it is a betrayal to leave out the intimate details.” 听起来就像是在说，聊家长里短的破事，所有细节都不能从叙事中删除。

所以瑞典语的 lämna ut 是「把情节晾到外面」让公众看见，英语的 leave out 是「把情节丢到『叙事』的外面」不提也罢。

结论：

Words are treacherous!

蒙古人民革命党从 1921 年领导革命，到 1989 年已经执政近七十年。1989 年 12 月 10 日是国际人权日。这一天执政党在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和巴特尔广场举行庆典。庆典的模式似曾相识，其中的节目有爱国歌曲、民族舞蹈等文艺表演，也有射箭、赛马、摔跤这样的传统艺能。

苏和巴特尔广场在乌兰巴托的地位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广场正中有一尊英雄骑马的塑像，这就是 1921 年发动革命、赶走中国殖民者（北洋政府）的革命英雄苏和巴特尔。1989 年的时候，广场还像天安门广场上一样，有一座供奉英雄遗骨的陵寝。长眠在此的是开国元勋苏和巴特尔（Sükhbaatar「斧子英雄」）和他的战友乔巴山。（陵寝已于 2005 年拆除。）

这一天也是柏林墙推倒后的一个月零一天，例行的国际人权日庆典发生了小小的意外。两百多名年轻人举着横幅走上广场游行，高呼「经济改革」、「自由开放」的口号。两位记者、一位科学家在众人面前发表演说，宣布民主运动从此刻开始。游行过后，年轻人们和平地离开广场。安保人员没有试图驱散。

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佐日格（Zorig，「意志」）在莫斯科读过哲学。一年之前，他组织了一个名叫「新一代」的小团体，定期在自己家集会，并且在乌兰巴托秘密张贴民主标语。佐日格的妹妹乌云 (Oyun，「智慧」) 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读了地质学的本科和硕士。她说自己那段时间没有站在政治运动的最前线，「只是在家做家务，给哥哥的朋友们做做饭」。她后来读了地质学博士，做过外交部长，还组建过一个政党，名叫「公民意志」(Irgenii Zorig)，活用了哥哥的名字。

发表演说的一位记者名叫额勒贝格道尔吉 (Elbegdorj)，后来做过一任总统。那位科学家名叫巴特乌勒 (Bat-Uul) 做过首都的市长。

国际人权日的游行之后，12 月 17 日，两千名民众举行集会，民主派正式向执政党递交了请愿书，主张多党制、新闻自由、尊重人权。与此同时，执政党召开全会，原则上同意确实要深化改革，毕竟苏联老大哥也在这么做。但具体怎么做没说。民主派的一个具体诉求是第二年（1990 年）就要实行国会民选。然而人民革命党经过一番讨论，说要等五年。

民主派组织的示威抗议没有遭到武力镇压的原因有：半年之前天安门广场上的血腥镇压惨不忍睹，戈尔巴乔夫不想看到共产阵营再死很多人。蒙古国镇压示威会破坏稳定，恐怕会给中国口实，趁乱侵扰（之前几年苏联因为经济困难，把大部分驻蒙苏军撤走了）。再者就是，上广场的年轻人大都出身精英阶层，留学苏联、东欧，有知识有文化，其中很多是高干子弟，可以说是国家领导人的亲儿子、亲孙子。

之后运动的势头日益高涨。1990 年初，民主派一次又一次举行请愿、集会，民众越来越多。1990 年 2 月，民主派成立了两个反对党（其中有巴特乌勒的民主党），办了一家报纸「新镜」。这段时间里，民主派还和国会议员有过私下接触。

然而党的政治局和国会内部因为温和派、保守派存在分歧，一直举棋不定。1990 年 3 月 4 日政治局开会，仍然莫衷一是，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让步。

3 月 7 日，气温零下十五度。十个人走上苏和巴特尔广场发起绝食。大家都知道一年之前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发生过绝食。其中一位带头绝食的懂汉语，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形很了解。绝食开始之后，市民也开始罢工、罢课表示支持，甘丹寺的僧人也上广场表示慰问。救护车停在广场边上，以防不测。

这一天，政治局开会开了一整天。但最后又没有形成共识。当晚，两位政治局委员上广场慰问、沟通。

3 月 8 日，绝食继续，中间还有更多市民加入绝食。第一副总理下午去跟绝食者谈判，全国电视、广播直播。据说副总理和绝食领袖之一巴特乌勒是亲戚。绝食者说政治局委员都太老了，已经不能代表人民，应当赶紧下台，很多国会议员已经连任四五届，早就应该换人了。这几天街上的局面有点混乱。比如，有人走到苏联大使馆门前辱骂苏联，自然也有人辱骂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民众有几十人受伤，一人死亡。

3 月 9 日，星期五。绝食的第三天，执政党内的保守派做出让步。最后总书记巴特蒙赫携政治局集体辞职。

民主派号召市民撤离广场。周末平安无事。

3 月 12 日，星期一。国会开会废除了规定一党专政的宪法第 82 条。3 月 15 日，执政党选出一批年轻、开明的官员组成新的政治局，准备向多党制过度。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执政党和民主派谈判，最后双方的共识是 7 月份举行国会普选。接着在 5 月 10 日，国会批准了新的选举规则。

最后在1990 年 7 月的选举中，人民革命党得票 60%，新生的几个民主派政党共得票 30%+（还有一些废票什么的）。然而因为选举制度设计的狡猾，人民革命党拿到了 90% 的席位。

这是蒙古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

佐日格 1998 年遇刺。案件直到 18 年后的 2016 年才开庭，闭门审理之后，三名凶手被判有期徒刑二十余年。2017 年，佐日格遇刺案卷宗里的大部分内容解密。但有 74 页没有解密。

小时候看过陈忠实的《白鹿原》，正经情节不大记得了，不正经的情节记得一些。

比如说：里面有个男性人物前前后后死了很多个（设人数为 n）老婆，娶到的最后一个老婆上床的时候，腰间缠着 n 个葫芦。问她为什么腰间缠着葫芦，她回答说，葫芦是「打小鬼」用的。

再比如说：有一个年轻时很风流的老太婆，一边抽大烟（还是烟斗？）一边讲年轻的时候红颜命薄，遇见的每个男人最后几乎都死了。这些死掉的男人的共同点是无法满足她的性欲。有一个男人让她得到了满足，这个男人没死，后来成了军阀大帅。

我看的那一版的《白鹿原》里，扉页上有个题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巴尔扎克」。感觉这句话用来总结这本小说的剧情也蛮合适，因为依稀记得里面的兄弟一个加入了国民党，一个加入了共产党，家族小悲剧和国家大悲剧交织在一起。

很多年来，每次读到有趣的小说，就会想起这句话。毕竟书中人物经历的情节，和所处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是分不开的。因为这句话像是一个事实陈述，总觉得会是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每次想起这句话，就很好奇出处到底在哪儿。但从 Wikiquote 里没找到过。遇到法语好的朋友，也总想问听没听说过这句话，但大家也都没听说过。

前几天又想起来，于是又问了朋友。问之前还专门下载了《白鹿原》的 PDF，找到题记那一页，确保一字不差。朋友搜了半天也没搜到。

于是我打算认认真真地找一找。

我写了一堆 Python，从法语版 Wikisource 上巴尔扎克 的页面开始，向下爬了三级链接，总共拿到 47,000 个网址。接着用 requests-html 抓了 45,000 个网页（没抓完全部是因为被服务器掐断连接了）。这些网页里，出现了 “roman” 这个字符串的有 11,017 个文件。

因为站内链接很多，所以这些文件的文字很多是其他作者的作品。根据 Wikisource 的页面格式，如果一个文本里是巴尔扎克的作品，那第一行会有他的全名。于是从这一万多个文件里又筛出了 1,156 个。

接着又从这一千多个文件里找到同时包含 “roman” 和 “histoire” 的句子，总共 152 个。又从这里面搜 “nation”，只出现了 7 次。一眼就瞄到一句类似的：

Qu’il faut avoir fouillé toute la vie sociale pour être un vrai romancier, vu que le roman est l’histoire privée des nations ;

按文件名倒着追，找到这句话的出处 “Petites Misères de la vie conjugale”。所以巴尔扎克并不是在严肃地评论文学，而是在讲一件小事：一个叫阿道尔夫·肖多雷依 (Adolphe de Chodoreille) 的外省文学青年，到了巴黎想写书成名，结果成了一位穷酸文人。

Comme ces pauvres parents ignoreront éternellement ce que leur fils vient apprendre à grand’peine à Paris, à savoir : Qu’il est difficile d’être un écrivain et de connaître la langue française avant une douzaine d’années de travaux herculéens ; — Qu’il faut avoir fouillé toute la vie sociale pour être un vrai romancier, vu que le roman est l’histoire privée des nations ; — Que les grands conteurs (Ésope, Lucien, Boccace, Rabelais, Cervantès, Swift, La Fontaine, Lesage, Sterne, Voltaire, Walter Scott, les Arabes inconnus des Mille et Une Nuits) sont tous des hommes de génie autant que des colosses d’érudition.

中文翻译在《人间喜剧 第二十三卷》，标题译为《夫妻生活的烦恼》，译者叫刘方。

这些可怜的家长永远不会明白他们的儿子来巴黎后费了好大劲才算弄懂的事，诸如：没有十二年左右艰巨的努力是很难掌握法语成为作家的；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必须深入挖掘全面的社会生活，因为小说是民族的野史；伟大的小说家（伊索、卢奇安、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拉封丹、勃萨日、斯特恩、伏尔泰、瓦尔特·司各特、《一千零一夜》的作者，无名的阿拉伯人）全部是得天独厚的才子，同时又是博学多识的巨匠。

所以说，陈忠实引用的句子和后来的翻译也略有出入。而且感觉巴尔扎克在这里写这么一句，仿佛是随口给自己的职业贴金，并不是掷地有声的论断。

结论：本文没什么结论。

过去几年经历的事情总是时常想起来，好在回想起来的频率越来越低了。

周一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一打打了两个小时。不由自主地一边听一边觉得对方惨，于是边听边哭。挂了电话又哭了一阵子。

这段对话给过去几年的一些事情增添了很多我不知道的、让人崩溃的细节，也让某人的性格更加「立体」了。回头看很多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我过去其实也这样狐疑过，现在竟然得到了印证。

就还挺累的。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过去几年里，跟某人接触时，我整个人都有些 agitated。原来事出有因呢。

周二的时候跟同事提到这件事，一不留神说，「总算是个 closure 吧」。但此刻觉得一来是要 closure 且还早着呢，二来是同事也并不在乎。

好在周三又跟朋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感谢！）

月初的时候又去了一趟法国。住在巴黎的朋友问我你来干嘛了，我第一时间也说不上来，木讷地说「我也不知道我来干嘛了」。

在巴黎的几天确实也没干什么，住的酒店比想象中整洁。每天从酒店出来就漫无目的地逛街。巴黎街上的人比瑞典稠密一倍，城市里也有更多窸窸窣窣的背景噪音。合着我单纯是来当街溜子的……

因为反正是游客，所以走进餐厅里，见到什么菜有趣就随便用英语点，也挺放松的。

有一天跑去蓬皮杜，发现那天蓬皮杜不开门。于是就在四周溜达。有一个落魄清瘦的男子走上来跟我说，先生您好，我是乌克兰人，不知道能不能行行好，馈赠一些欧元。我身上一丁点现金都没有，于是如实相告。还问他可以请他吃饭，他摇摇头。

本来想问朋友是怎么做到在高端场合如此风生水起的，我也总想自己做点自己的事。但她说自己已经 burn out¹ 了，只想待着，租个便宜点的房子，每天逛逛街、看看电影，可能再学学画画。于是转而一边吃印尼的炖牛肉 (Rendang Padang)，一边聊了很多童年创伤和自我治疗（以及找心理医生治疗）。

巴黎可以看的电影挺多的。用日语法字看了少年电影「我的太阳」(ぼくのお日さま)，可能看懂了个大概齐吧。结尾的时候惊讶地发现片尾曲是一首同名的歌，原来是先有的歌后有的电影。

之后还去里昂蹭吃蹭喝来着。见到了朋友家的小朋友，感到无比快乐。

哎，在法国生活那才叫生活啊……倒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