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纽约格林尼治村的「作家屋」(Writers Room) 里，曾经有一间是专门为使用打字机的人预留的，门上贴着「打字室」(Typing Room) 的标牌，而且还写着要是地方不够了，用电脑的人得给用打字机的人腾地方。

儿童文学作者斯凯·弗兰迪 (Skye Ferrante) 度了几个月假后，在 2010 年的一天又回到「作家屋」时，发现打字机房间门上的标牌里，下面那行字不见了。不明就里的他走进去，搬出打字机摆在桌上，咔嗒咔嗒地敲字时，坐在他旁边的人纷纷投来不爽的目光。

店员跟他解释说，这里已经不再欢迎用打字机写东西了。「您有两个选择，一是换电脑写，二是我们给您退钱」。在纪录片《打字机在21世纪》(The Typewriter: in the 21st Century) 的里，弗兰迪戴着霹雳手套、顶着一头脏兮兮的棕色长发，一脸愤恨地说，这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没有选择，于是「我再也没去过那里」。

不知道「作家屋」里那位「已经 84 岁高龄，现在正在写第 40 部剧本」的成员，现在还用不用机械打字机。但是 80 岁的历史作家戴维·麦卡勒 (David McCullough) 仍然在用。麦卡勒在纪录片里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电脑，用电脑的话写东西会快很多。他回答，我为什么要快呢，我就是要先琢磨好再动笔才好呀。他对着摄像机说，「写完初稿后再誊改时，还要做大面积的修改」，边说他边拿起两叠纸，「能看到初稿和改稿有什么差别」，电脑就不行。或许是因为电脑不行，又或许是因为文字处理软件里的修订功能，藏得太深了。 [⋯]

我有个关于阅读的小感想，就是一段时间内如果几种不同程度的语言的书混着读，会有很有趣的感觉。

看汉语书的时候自然是很快，有点一目十行的感觉，汉语是母语而且汉语书的信息往往很散。快快就过去了。

英语书里的信息结构化就好一些，信息「密度」也大一些，况且作为一门熟悉的外语，适度的困难感可以强迫你稍微慢下来想他到底想说什么。

再加上一门刚刚入门的语言，比如我在读一本有些荒诞的维语小说，读得无比得慢，但是像一个花园（这比喻有些 clichéd），每句话都遇到别致的词和句子。 [⋯]

Memtimin Hoshur 是一位很著名的伊犁作家。他的名字汉语写法很多，80、90 年代的时候，他的短篇小说作品有汉语译文在杂志上发表时，常写作「麦麦提明·吾守尔」，后来他的文章结集出版，写成了「买买提明·吾守尔」或「买买提依明·吾守尔」。他的历史小说，确切说是架空背景的古代幽默／荒诞小说“Qum Basqan Sheher”在出版汉译本《被风沙掩埋的古城》（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年）时，署名又变成了「买买提·吾守尔」。汉语出版机构对作家名字的汉字写法如此不认真，实在让人遗憾。

我今天下午其实在整理另一本书的笔记，但写着写着，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买买提明先生书中对女性的描写。（这本小说我其实正在对着录音听写维语版，进度异常缓慢。）

《被风沙掩埋的古城》我读的是汉语版。书中提到的女性让人印象深刻的有一个是在老国王驾崩后，带小王子从帝国的王宫里逃出的宫女。她健壮、有生命力，为了保存小王子的性命，不惜委身与「浪迹天涯的苏坡尔盖」。苏坡尔盖维吾尔文版中的原名 Süpürge 意为扫帚，他来自沙漠中一个商贾往来的绿洲城市，被帝国的使臣（探子）称作「无忧国」。城市里的人安居乐业，宁静地过着幸福的生活，那里没有国王、没有军队、没有城墙。

一位王子杀光了所有竞争王位的兄弟，夺得国王宝座，成为新国王。帝国的探子发现「无忧国」之后，他决定出兵征服。帝国的大臣中，有人担心师出无名，但其实史官大可以论证，在真主创造天地之前，「无忧国」就是帝国的领土。 [⋯]

有位学霸写了一本几百页的书叫「Deep Work」，劝说读者工作时要专注。前半本都是讲道理、举例子。后半本讲了一些操作性的方法，也讲了一些人的做法。比如作者本人一年写了 n 篇论文。另一个哥们有全职工作，同时还在读 PhD，同时还带孩子 —— 这位爷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花几小时专心搞论文，完了之后再去公司上班。

书里把「专注」的状态叫做“deep work”或者“flow”。进入这种状态，才能算是真正的学习，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而想进入这种状态，首先要让自己远离干扰。远离干扰可以让自己躲在隐蔽房间里。比如，JK Rowling 为了写哈利·波特的最后一部，住进了爱丁堡的 Balmoral Hotel（每晚一千英镑），为的就是逼自己专心。

创造力的工作，靠偶尔来一次的灵感是很糟糕的。想当笑星，就要每天写笑话，每天写笑话。成为村上春树，就要每天写十页稿纸，每页四百字，即使不想写，也要强迫自己写够十页。参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所以说，要进入专注工作的状态，保持规律和节奏是很重要的。

自制力当然也是一个因素。它仿佛是肌肉，要时常训练。想维持自制力，平时还要注意休息、而且不能饿到。这个论断可以参考一本叫「自控力」(The Willpower Instinct) 的书。 [⋯]

今天有多少人能讲世界语呢？Esther Schor 最喜欢的答案是“Sufiĉe!”——不论是讲这种语言的人，还是问这个问题的人，都足够多了。从柴门霍夫发明出来到现在，这门人造的语言到现在有足够多的使用者，可以维持一个活跃的社群，就已经相当成功了。

在 2016 年 10 月出版的“Bridge of Words”里，讲述了L·L·柴门霍夫发明世界语的原委。作者十分看重柴门霍夫（以及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如果不是作为东欧的犹太人——生活在多族群聚居的环境里，而且在族群政治的格局中处于劣势——恐怕也不必幻想用一种新语言，把各个族群的人联合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 Schor 说，世界语不仅是可以用于政治目的，它实质上就是政治的。每当在世界语聚会上提到这一点，就会让心怀左派思想的其他人感到震惊。在 Schor 看来，柴门霍夫之所以发明世界语，是他对当时犹太人在东欧的处境给出的一个解答。

从1790年代开始，俄罗斯帝国在东欧兼并了许多有犹太人定居的领土。由于反感犹太人，沙俄将这些领土划定为「犹太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这里的英语 pale 表示「界限、区域」是来自拉丁语的 palus “木桩”。「定居区」的范围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变化。原则上犹太人不得在定居区以外居住，除非有杰出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