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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的犹太背景

今天有多少人能讲世界语呢?Esther Schor 最喜欢的答案是“Sufiĉe!”——不论是讲这种语言的人,还是问这个问题的人,都足够多了。从柴门霍夫发明出来到现在,这门人造的语言到现在有足够多的使用者,可以维持一个活跃的社群,就已经相当成功了。

在 2016 年 10 月出版的“Bridge of Words”里,讲述了L·L·柴门霍夫发明世界语的原委。作者十分看重柴门霍夫(以及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如果不是作为东欧的犹太人——生活在多族群聚居的环境里,而且在族群政治的格局中处于劣势——恐怕也不必幻想用一种新语言,把各个族群的人联合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 Schor 说,世界语不仅是可以用于政治目的,它实质上就是政治的。每当在世界语聚会上提到这一点,就会让心怀左派思想的其他人感到震惊。在 Schor 看来,柴门霍夫之所以发明世界语,是他对当时犹太人在东欧的处境给出的一个解答。

从1790年代开始,俄罗斯帝国在东欧兼并了许多有犹太人定居的领土。由于反感犹太人,沙俄将这些领土划定为「犹太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这里的英语 pale 表示「界限、区域」是来自拉丁语的 palus “木桩”。「定居区」的范围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不断变化。原则上犹太人不得在定居区以外居住,除非有杰出的才能。

即使是在恩准犹太人居住的「定居区」内部,犹太人的境遇也不太好过,当局制定了很多歧视性的政策,比如禁止在城区外拥有房产,禁止犹太人商户在周日及基督教节日营业。后来又颁布了教育禁令,定居区内中学和大学里,犹太学生比例不超过 10%,定居区外不得超过 5%,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不得超过 3%。由于种种限制,沙俄帝国的犹太人总体上处于贫困之中,被主体民族视为低贱人群。针对犹太人的打砸抢烧时有发生,即所谓的pogrom,英语词典里给的解释是「因种族或宗教原因对某特定群体的集体迫害」。本来是个俄语词。犹太人当时的处境大体就是这么惨。

柴门霍夫出生的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属于当时被沙俄控制的波兰。那座城市当时多民族聚居,至少有60%的人口是犹太人,族群关系紧张。柴门霍夫19岁生日时,向几个要好的朋友介绍了自己的「普世语」(Lingwe Universala),意图是让「俄罗斯人、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都还原为「人」(men)。这个「普世语」和后来的「世界语」(Esperanto) 差得还挺多的。如果是强势民族的这个年龄的男性,大概更有可能胸怀一个征服异国的梦想吧。

柴门霍夫的爸爸是沙俄政府里的一个言论审查官,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出身于一个政治上不受信任的族群,行事更是谨小慎微。柴门霍夫后来的岳父是一个肥皂商人,在他后来捣鼓世界语的时间里,经常 literally 吃不上饭,全靠他太太 Klara 的嫁妆,以及岳父一家的接济。

L·L·柴门霍夫遇到自己的太太Klara,是在犹太复国团体的聚会上。而我们这位将来会给贫苦人配眼镜,还会发明一种纯良的新语言的小伙子,之所以来到这场聚会完全不是打酱油。

柴门霍夫在莫斯科学医时,积极投身当地的犹太复国运动,他后来回忆道,自己创办的可能是莫斯科第一个这样的团体。后来他回到波兰,在华沙充当三个犹太复国团体的协调人。这段时间他筹集资金,(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非法途径把钱交给巴伐利亚的一个拉比,再由该人转交给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的复国志士。(不过后来他对复国主义幻灭了。)

柴门霍夫曾经设想过,让犹太人都搬到一个地方,这样既可以让犹太人脱离苦难,又可以让欧洲人不再那么仇恨犹太人。比如可以在密西西比河岸边买一块闲置地土地 —— 柴门霍夫本人并不主张搬到巴勒斯坦,因为会给巴勒斯坦人制造麻烦。

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更新 Yiddish 语(中间还写了一本 Yiddish 语法),准备供将来的犹太国使用。在 1880 年代初看来,革新 Yiddish 肯定比复活希伯来语看起来更实际,毕竟当时全世界 1000 万犹太人当中,足足有三分之二会讲 Yiddish。

柴门霍夫出版第一本介绍世界语的书“Unua Libro”是在1887年,当时他用了“Dr. Esperanto”的化名 —— “希望的人”。后来 Esperanto 就成了这门语言的名字。一开始学世界语的人大都在俄语圈,尤其是沙俄帝国的犹太定居区里。

世界语渐渐在欧洲赢得追随者的过程中,柴门霍夫开始考虑能否借助法国知识分子的青睐,把世界语介绍到全世界。然而,在Dreyfus事件(犹太军官被冤判终身监禁)前后的法国,柴门霍夫和友人都担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恐怕会惹麻烦。于是并没有在法国声张,世界语的创始人是犹太人。在法国举行第一次世界语大会时,柴门霍夫还和法国组委会大撕一场,被迫含泪删去了演说稿中暗示自己宗教立场的最后一段话。

柴门霍夫曾经设想用基于犹太教理念,创立一种全人类的宗教,把世界语当做那种宗教的语言,用这样一种普世的宗教来实现人类整体的公正。再后来柴门霍夫以犹太教古时一位宗教领袖提出的待人如待己的原则为基础,「全人类主义」(Homaranismo)。再再后来,干脆采用了语焉不详「内在理想」(interna ideo)来表述世界语代表的理念,秉承这同一种理想的人就是「同志」(samideanoj)。

然而 Are you thinking what I’m thinking? 这个问题或许心照不宣,或许制造误会。好处是每个时代的左派都受到感召,认为自己的思想体现了世界语的内在理想。坏处是总有各种政治力量宣称自己才能体现这种理想。

柴门霍夫在从事复国运动时,没有提过用一种语言来团结全人类的设想。在世界语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没有提过自己参与复国运动的经历。Schor 说,这一点体现了犹太人在长期受迫害的环境里习得的一种技能:在家是犹太人,出门是普通人。在一个场合就讲那个场合认可的话。

Schor 说,今天讲世界语的人也像那时的犹太人一样,维持多重身份,讲世界语的那部分人格只保留给那一块空间。今天讲世界语的人群,也很像犹太人长久的「流散」(diaspora),「世界语家园」(Esperantujo) 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许多人尝试学习世界语,常常是因为对自己的国族/民族背景感到不适。与柴门霍夫发明世界语的背景有写相似。

在柴门霍夫的时代,世界语并实现起到联合所有人的梦想,就连在世界语圈子里都没有实现「兼爱」。波兰的一本世界语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辱骂犹太人习俗的文章。杂志的编辑称赞该文的作者是「自由思想的先锋」,「对犹太教《塔木德》有深入的研究,那本可憎的书中充满迷信,而且仇恨所有非犹太的事物」。柴门霍夫向编辑写信抗议,但编辑不尽没有发表他的信,还嘲笑有个犹太人「显然展示出了替塔木德辩护的人没文化的品性」,宣称我们就应该讨伐这种落后的宗教。

L·L·柴门霍夫有三个孩子,Adam、Sofia、Lidia。Lidia 生前信仰了巴哈伊,认为巴哈伊是一种联合所有人的信仰,和世界语的理想是一致的。三人都死于 Holocaust。


Bridge of Words: Esperanto and the Dream of a Universal Language

这本书里详细讲述了世界语从发明一直到运动发展今天,中间发生过的每一场内斗的细节。回顾了都有哪些人认同和支持过世界语的政治理念,各个国家再各个历史时期又怎样迫害过讲世界语的人。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绍了今天讲世界语的社群,尤其是里面的怪人,比如移民以色列改信犹太教,比犹太人都虔诚的一个日本人。再比如,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针对犹太人的迫害事件的波兰,博物馆讲解员只讲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我们波兰人很宽容的。不过书里的内容实在有些琐碎,而且作者是普林斯顿的英语文学教授,用了很多文绉绉的词儿,估计你也看不进去。